记者：您如何评价法家思想在秦帝国的地位？法家的法治和如今提倡的法治，有什么样的区别？

　　孙皓晖：法家思想于秦帝国，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治国理念而言，也是唯一的。后世的我们，往往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秦帝国以法家为治国理念，以法治为国家统治形式，与敬重百家是并存的。我们的误区有两点，一则，是将“百家”仅仅看作法、墨、兵、道、儒等几个政治理论学派，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流派的丰富性，将秦帝国在政治文明上的选择看成了在全部文化政策上的选择。二则，是将秦帝国的遵奉法家，看成了后世汉武帝那样的政策模式——罢黜百家，独尊法家。

　　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就政策实践说，秦帝国遵奉法家，但也倚重兵家，敬重墨家（秦为后期墨家的学问基地），敬重道家（老子入秦得尊奉，而有道德经传世）。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历史，却总是被人遗忘。秦帝国遵奉法家，是一种国家统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普遍的社会文化政策，更不是用法家替代百家。秦帝国创立统一文明后，秦始皇帝曾经拜儒家第八代传人孔鲋为文通君，执掌天下文化事务，高居第一品级的爵位。这件事，后来的儒家从来不提，很有意思。政治上的治国理念，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一元的，不允许混乱的。秦帝国遵奉法家为治国理念，同时敬重百家，尤其是激励水、工、医、农等实用学派大发展，不对吗？

　　在整个中国古典社会，法家都是最具进步意义的政治学说。因为，第一是法家反对人治，主张法治；第二是法家历来是社会改革的坚定倡导者，是制度创新者。在政治文明的发展意义上，没有任何一家超过法家。

　　古典法家的法治，与当代法治当然不同。这里，得先说说法治与法制的区别。有网友激烈指斥商鞅变法是法西斯军国主义，说当代中国需要法制，而不是法治。看来，一些基本理念还很不普及。从语意说，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作为近现代法学基本理念，“法治”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洛克提出的，指的是国家对统治方式的选择以法律为至上，相对于“人治”统治方式而言。法制，则是任何国家都会具有的制度规范体系。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法制，但却未必是法治国家。所以，法治是文明层级的大理念，法制是文化层级的具体形式。

　　战国法家的法治，是古典法治，是君权制时代的法治，政治文明的根基首先不能与今天相比。其次，战国法家的法治，是战时法治，带有战时政治文明的性质，其重刑主义的特点很鲜明，与常态法治不能相比。这都是历史的相对性所决定的，不能因此而抹煞其当时的历史进步性。在对待古典法家的态度上，历史虚无主义是最大的误区。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法治，中国古代的法治就不是法治。这种理念，实际上将法治看作西方政治文明在中国的移植，距离历史的真实，距离中国文明的真实传统很远。这种理念见诸于法治实践，后患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