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折射录制棚

　　返回西安的次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录制。

　　除去我没有参加的第一集（谈电视剧，我在南下途中），共录六集，四天完成，有一天是连录三集。每集谈话一个半小时，剪成45分钟。白玉奇说，《开坛》栏目的宗旨是两条：一是直奔形而上，不重具体枝节问题；二是鼓励论战，不怕吵起来。头一条很有高度，但第二条事实上很难做到。由于我们已经没有了论战传统，也由于我们早已经丧失了论战的职业法则，要真论战，只能乱成一锅粥。

　　由于准备时间不够充裕，栏目组的策划资料来不及仔细与邀请的专家沟通，也来不及了解每个专家的学术立场与看法，只能邀请以往比较熟悉的专家。譬如，原先邀请的专家中有萧云儒先生。因为邀请太晚，难以充分准备，萧先生在录制之时大清早提前赶到现场，专程歉意辞谢。我与萧兄是老友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所以，这次的专家们事前没有任何“碰头”，说得都是自己的原本想法，无论如何，实打实的本色。

　　密集地完成了录制，感慨良多。

　　作为人文理论领域的学者，我曾经与学界有着广泛的交往与交流。深入史海后，很多年没有与学者们作这种直接面的对面的对话了。这次特殊的论争，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况味。从中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在当代人文学界具有普遍性。所以，我愿意说在这里，与朋友们一起斟酌。

　　其一，对“文革劫难”的厌恶，深刻地扭曲了中国学界的客观公正精神

　　从文明意义上说，文革是当代中国的一场噩梦。尽管，文革有着社会历经恶性破坏之后所能激发起的深刻普遍反思的历史意义。但是，从正面评判，它确实是一次文明大灾难。尤其是文革基于最简单的政治原因，对中国文明历史所作出的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根基的总评判（以“评法批儒”为核心），给今日的我们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这个祸根，不是那时的观点本身，而是极恶的运动方式带来的深远的精神影响。这一精神影响是，当我们真正获得了相对充分的思想环境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都基于对文革的反感，而对举凡文革“肯定”过的东西，几乎一律地不假思索的厌恶之，斥责之。没有任何理由，似乎也不需要理由。那种只有昂昂斥责而没有任何论证的姿态，颇为滑稽。对春秋战国法家与儒家的态度，可谓此等典型。

　　可是，很少有人想过，文革最大的文明破坏是什么？

　　对于文明史研究，文革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以疯狂人治的运动方式，无法无天的大混乱，实际上几乎完全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本来就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另一方面，又以极端化的偏狭理论，从服务政治的实际需要出发，“肯定”了中国古典文明的法家，极端化的“打到”了儒家。其历史后果，是对中国古典法家的最大伤害，也是对中国儒家的简单扭曲；从根本上说，是对中国文明根基的最大动摇，而不是对法家精神的真正肯定，也不是对儒家思想的真正清理；中国文明的最辉煌遗产，就这样被强力贴上政治标签囫囵地或上神坛或下地狱，最终落得神不是神鬼不是鬼，真正成了大酱缸。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试图真正地正本清源，为我们的文明寻求话语权时，我们蓦然发现，首先是许许多多的人文学者莫名其妙地既不研究，也不论证，却又愤愤然立即指斥对法家的历史主义肯定。他们既脆弱，又顽固，几乎是任何论争法则与基本的思维训练要求，他们都可以不管不顾。为什么？这里，有一种深刻的精神原因潜藏在许多学者的心底，却又都绝口不提，而只以自己的“治学根基”为条件说话。

　　这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文明良知吗？

　　我们都曾经受过那场文明劫难的伤害。可是，我们所以是人文学者，所以是社会思索精神的代表阶层，理应摆脱个人境遇的阴影，以高远的文明境界引领我们的思索精神。不能摆脱个人恩怨情结，不能摆脱特定一代人的恩怨情结，就不是成熟稳定的学界。这方面，司马迁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照照自己。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学者太史公，在《报任少卿书》中愤愤然以早已经陈腐的“王道德治论”为自己泄愤，说远古圣王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像我这样的人，在那时是不会受刑罚惩处的；可在当今，我却受到了如此刑罚！显然，司马迁没有法治理念，而只有旧贵族的人治理念，又因为自己身受刑罚而对法治本身生出了一种深刻的偏见。我做过最直观地统计，司马迁在《史记》的先秦人物28篇列传中，对几乎所有的文明功臣之士（尤其是法家名士）都采取了极富“春秋笔法”的记述，大体都给以了贬抑斥责，典型者就是武断地指斥“商君者，天资刻薄人也”；而对所有的逃避责任者、明哲保身者，都给以了高度赞扬。假如不是因为对降将辩护而受恶刑，假如不是厚重的精神阴影，司马迁会这样吗？

　　陷在自身精神阴影里不能自拔，不是人文思想家的格位。

　　司马迁的精神世界，不是我们的榜样。

　　还得说，一些大政治家的思想品格确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实际说话，自古到今的政治灾难（除却战争），受直接伤害最大的不是民众，而是上层。多有政治家在文革中九死一生，甚或与发动者本人有着直接的恩怨。可是，当社会大转型的时刻，这些政治家们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梳理社会混乱时维护了应该维护的东西，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新的前进根基。没有这样超越个人恩怨的胸襟，不堪为“家”，不堪为“大”。有之，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幸事也。真正的清醒与冷静以及其中包含的勇气与耐心，终归会在历史中显现出悠长的作用。为什么一些政治家能做到如此，而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做不到？说到底，我们的精神传统太脆弱，我们的求实根基太脆弱。辄遇伤害，我们的“心灵体验”就会无以复加的呻吟下去，永不停息。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诛心陋习，一定要说，政治家的作为是一种“需要”，我们只说心里话。这太苍白了。是需要又如何？我们为什么产生不了这种有利于社会的需要，而只能产生偏狭的说“心里话”的恩怨需要？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还有着太多的提升空间。
 
　　其二，思维训练所达到的水准太低，导致思想发现力的极度疲软

　　既有学人桂冠，理应有一定的思维水准。

　　也就是说，我们的论证与评判应该具有基本的逻辑一贯性。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为了贬低法家学说的政治洞察力，可以端出马季雅弗利的《君王论》，说法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同样为了指斥“秦暴政”，他们又会将法家与马氏纠缠在一起囫囵指斥，说这都是“暴政理论”。他们对法家大肆贬低评判，可是在反驳别人的法家进步说法时，又说历史研究不应该有落后进步的评判，而只能说历史事实；他们说法家愚民，挖空了人民脑袋，却完全无视法家一系列开启民智的论说；他们标榜客观讲述历史，可是完全忘记了他们知识视野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写历史的人，从孔子的“春秋笔法”开始，永远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纯净客观，所谓只说事实而不加评判，只是一种虚妄的幻想与自我蒙骗。

　　08年的《新华文摘》有一篇某名牌大学某学者的文章，题目大意是“秦统一中国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这次开坛，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稍有思维训练，就知道这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因为，以商鞅变法为界，秦国史分为两大段，春秋时期的秦文明是与中原同步的文明状态，秦文明并不比当时的中原文明落后或先进；战国变法之后，秦文明则是当时最为发达的战时法治文明。如果这个命题指春秋秦，显然文不对题，因为秦人并没有以春秋文明统一中国；如果这个命题指战国秦，更是错误，因为秦孝公商鞅之后的秦文明绝不是落后文明；最后，这个命题只有堕入臭名昭著的类似于“种族歧视论”的泥坑，变为直指秦人族群本身——不管你变不变，你都是落后的，因为你出身西部！如此混乱的逻辑，在战国名士的论战中，一定会被视为白痴命题，令人嘲笑不已。可是，它竟然出自当今的诸多“名门”学者或门徒。

　　为什么会如此？

　　是什么使我们的所谓学者的思维水准如此低下？

　　举凡理论家思想家，基本的思维训练是必须的。许多人会背诵黑格尔的几个命题，却无法学到那种高度严格的照顾整体严密性的思维方式。许多人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是却无法具有那种烛照社会角落的逻辑力量。在我们的文明宝库中，庄子的超越时空的想象力，是我们民族的思维宝藏；老子的历史哲学思维，荀子、墨子、孟子的论证严密，把握整体的逻辑性论述特点；商鞅的穿越世情迷雾的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名家借“名实”之分在逻辑上生发的奇异突破；苏秦张仪鲁仲连等的辩说法则与急智艺术等等，无不具有一种严密的思维力量，无不蕴含了锻铸我们思维的利器……凡此等等，作为具体知识，许多学者似乎并不陌生，甚或是他们吃饭的专业。可是，见诸于实践，又都完全没有这些古典思想家们基本营养。

　　话语的非逻辑性混乱，使人最是无处着力。

　　需要澄清的东西太多，而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歧路亡羊。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话语权利，可是，我们无法尊重这种思维水准。

　　想想我们的人文现状。我们的人文历史研究，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除了五四时期的初步政治思索，整个人文学界始终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具体研究上。我们没有起码的文明史理念，没有整体思索的理念，没有历史哲学式的思维方法。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学界长期因循，已经丧失了思维训练，已经丧失了整体思索问题的水准与能力。当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思想发现力的极度疲软。

　　回顾人类文明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产生过福田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产生过《论法的精神》等一大批文明史与历史哲学著作；二战之后，美国人潜心研究德意志民族与日本民族的文明特质，产生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与《日本帝国的兴亡》的民族文明研究著作；1949年后，美国国务院在举国争论“谁丢失了中国”中开始检讨，发表的超长篇对华关系白皮书，也是文明差异论的基本立场；当代以来，人类文明面临新的转折，又有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恐怖主义出现之后的《文明冲突论》等……

　　唯有我们，非但没有文明研究，没有文明理念，反倒以“讲历史不应该有评判”而沾沾自喜。我们连“千秋功罪任评说”这样的传统也没有了。1978年第一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竟然连“文明”这个词条也没有。

　　我们的人文学界究竟怎么了？失聪？又失明？

　　也许，比思维训练缺乏更深刻的原因大大有了。但是，作为一个法则标准，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步，是使自己的思维水准提高，充分照顾到所论及问题的整体性。没有这一点，我们无法继续深刻，我们无法增强思想发现力。历史的残简，要靠思想发现的火炬重新燃烧，照亮我们脚下的路。

　　溯洄游之，道阻且长。

　　文明理念的普遍化很艰难，深刻化更艰难，锻铸出一大批真正的思想家而出现突破，尤其艰难。但是，我们不气馁，不沮丧。我们的风尘市井山野乡村，隐藏着无数不知名的英杰之士。只要社会向前，这些力量迟早会各自燃烧起来，众多的思想火炬会熊熊燃烧连成一片。一大批有思想的英杰，正隐藏在各种各样的非人文领域，而不是所谓学者中间。真正的中国精英，不在象牙塔阶层，而在人民之中。

　　我们的民族是智慧的，我们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