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是《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拍摄本中的一节，有些许故事性，供大家欣赏。
在部署燕代联军抗秦的同时，太子丹的秘密对策——刺秦，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实施中。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列了《刺客列传·荆轲传》，至为详细地记述了荆轲刺秦事件的策划、准备、刺杀过程，以及余波。应该说，这是《史记》中罕见的完整纪事篇章。如果说，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中渗透了过多的文学因素，那也是因为这一事件直到百余年后的司马迁时代，仍然在广泛地绘声绘色地流传着，司马迁记载了这些传奇，但却绝不是个人附会。
让我们按照《史记》所载之事实，来看看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暗杀事件。
这一事件，详细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现刺客人才，并将其确定为实现刺秦使命的唯一人选
太子丹在焦虑之下，找到老师鞠武求教。
鞠武举荐了隐士田光智深而勇沉，可与共商大计。太子丹立即秘密拜会了田光，询问抗秦大计。田光自认精力衰竭，举荐了朋友荆轲。这次临别之时，太子丹叮嘱田光不要泄密，田光笑着答应了。之后，田光迅速（所谓偻行）见到了荆轲，告知了向太子丹举荐荆轲的经过，以及太子丹的叮嘱；末了，田光自诉，太子疑惑自己，自己深感羞愧，就在荆轲当面自杀了。
——自此，荆轲这个人物正式出场了。
事情在继续发展。荆轲又立即晋见了太子丹，告知了田光的死讯。太子丹大是感愧唏嘘，由此，诚挚地向荆轲诉说了燕国的亡国危机，又向荆轲吐露了自己设想的秘密刺秦计划，恳请荆轲担任这个献地特使，以完成刺秦使命。但是，荆轲却以才具不堪而明确拒绝了。之后，太子丹不屈不挠，反复叩拜，坚定请求；荆轲终于答应了下来。
——至此，荆轲正式成为秘密刺秦的不二人选。
第二阶段，秘密而紧张地进行准备
从荆轲答应刺秦之日起，焦虑不堪的太子丹，就立即着手秘密实施前期准备。
这些准备与铺垫，主要是六项具体事宜——
其一，正式拜荆轲为燕国上卿，为荆轲的重臣特使身份预先正名。
其二，刻意雕琢太子丹与荆轲形象，以迷惑秦国。所谓刻意雕琢，是三方面的有意作为：一则，有意夸张性地厚待荆轲，以国家礼器铺排与荆轲聚会礼仪；二则，刻意满足荆轲的各种小小喜好，以赠送千里马马肝、美女玉手等惊人之举，以求名闻天下；三则，纵容荆轲铺排张杨，挥霍享受，有意做出以金弹打渔（带下划线者，为史料原本勇于——自注）等惊人之举，以求流传列国。如此这般刻意雕琢，只有一个目的：使天下皆知燕国太子丹与上卿荆轲，是一对着意享乐的昏聩君臣，绝然没有死战抗秦之心，从而使秦国高层相信燕国献地的真实性，实际是迷惑秦国。
其三，精心制作出燕国督亢地区的古地图，一力使其繁难复杂，无从辩认，非详细解说不足以明白。这一要求，是为荆轲能够与秦王面对面会见创造条件。
其四，搜求天下著名的匕首。结果是，重金搜寻到了著名的铸剑大师徐夫人锻造的锋锐短剑——徐夫人匕首；精工淬毒之后，太子丹亲自实验效力，确认能够见血杀人。
其五，荆轲亲自出马，激发在燕国隐居的秦国逃将樊于期的复仇之心，并许诺代为复仇，从而使樊于期自杀。这一作为之目的，是以樊于期头颅作为献地之外的另一个诱饵，吸引秦王一定面见荆轲，以实现行刺。
其六，精心遴选行刺助手。荆轲坚持以自己的一个知己同道为刺秦助手，却因时间紧迫，其人不能如期抵达；最终，太子丹选定了曾少年杀人，有勇士之名的秦武阳做了助手。
上述六项秘密准备完成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之时了。
秦国已经大举屯兵燕国边境，燕国太子丹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了。
第三阶段，荆轲使团南下
公元前227年秋天的某一日，荆轲的特使车队终于南下了。
易水河畔，太子丹与所有参与密谋者，及荆轲的同道故交，都来送行；人皆白衣，悲凉哀痛如同送葬。
荆轲慷慨悲歌，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悲壮之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据史料记载，现场是高渐离击筑，荆轲临机唱和。这则名唱，分为三个声部：
第一声部，先为一阵没有歌词的悲声长吟——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第二声部，荆轲前而歌曰，就是大步向前，唱出了那两句流传千古的悲壮歌词；
第三声部，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也就是说，高亢入云的悲壮长啸，深深激发震撼了现场送行者，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瞪裂了，每个人的长发都飞扬起来淹没了头上的高冠。
之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荆轲一句话也没说，登上轺车就绝尘去了，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第四阶段，荆轲入秦疏通，请求晋见秦王
荆轲到咸阳之后，首先以重金与珍宝财货，收买了秦王嬴政的宠臣中庶子蒙嘉。
蒙嘉替荆轲疏通，先行禀报了秦王嬴政。蒙嘉的说辞，翻译成现代话，大意是这样的：燕国是真的恐惧秦国之威了，不敢举兵作对，愿意举国为秦国臣民；燕王愿意比照着做个郡县一般的小诸侯，向秦国纳贡，守住先王宗庙；但是，燕王不敢自己前来陈述请求，只有恭敬进献已经斩下的樊于期头颅，并献上燕国督亢之地；樊于期人头与督亢地图，已经封函装妥；燕王特意派特使前来献给秦王，期盼大王认可。
这则史料，除了说辞，事实部分疑点很大。
疑点一，以秦政之清明奉法，小吏不可能承担疏通国事的重担。
这个蒙嘉，只是一个低阶层书吏——中庶子，相当于现在的文秘办事员。以当时秦国的政治结构，邦交事务必须涉及的是三个大臣：一是用事的李斯，其职务是长史——国君秘书长；二是顿弱、姚贾，两人统管邦交事务，下辖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而当时秦王的身边生活事务，则由随行内侍赵高掌管。蒙嘉这样的低层吏员，连上述四个重要人物的任何一个都很难见上，更不可能轻易见到秦王嬴政，并承担如此重要的沟通。
疑点二，秦王嬴政的私生活向无荒诞，不可能有超越公事的宠臣。
在《史记》的语汇谱系中，宠信是一个政治语汇；宠臣，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语汇，除了喜爱的直接含意，大多指向是同性恋。在《史记》的战国记载中，明确的秦国宠臣是两个：一个是秦孝公宠臣景监，一个就是这个秦王嬴政的宠臣蒙嘉；即或对后世知名度很高的内侍赵高，《史记》中也没有宠臣两字的说法。考察秦孝公毕生作为，宠臣同性恋之说，显然是很荒诞的流言。考察嬴政始皇帝一生作为，其宫廷事务的警觉重点，一直是严防后党、外戚等势力干预国家政治；为此，始皇帝没有设立皇后，也没有预立太子。这样一个长期保持政治警觉性的君主，不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文秘人员作为宠臣，更不可能允许其涉及国事；而始皇帝的个人生活，除了任用方士求仙之外，未见任何荒诞；以同性恋宠臣加于始皇帝，显然是后世流言进入了史书。
疑点三，此时的荆轲，正当身份是燕国特使，没有必要收买疏通。
燕国的献地、献头并举国投降的请求，对秦国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事。作为燕国特使的荆轲，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正大的外交途径，不经行人署——秦国邦交机构的上达，而费力地走收买小宠臣的秘密路径。荆轲是政侠名士，为行刺秦王做了最周密的准备，不可能对秦国政治的基本状况如此无知。因为，这种收买宠臣的做法，只能使这件正大的邦交事务显得十分诡异，反而有可能使秦国警觉。这种愚蠢荒诞的举措，不可能出自荆轲。
综合上述疑点，蒙嘉宠臣之事，是一则虚妄的史料。
荆轲入秦之后的预先活动，其正当途径应该是很简单的——
荆轲约见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申明特使请求；
接待荆轲的行人署某长官，向秦王禀报了燕国使节来咸阳的事，请示秦王定夺；
秦王很高兴，决定接见荆轲，接受燕国投降。
后来，山东六国以讹传讹，衍化出荆轲重金收买秦王宠臣蒙嘉的故事。
再后来，太史公又依着传说蓝本，变成荆轲的实际作为，记入了史书。
第五阶段，秦国的最高礼仪接待
对于燕国特使荆轲带来的燕国将举国投降的重大请求，秦国决策层显然是非常重视的。
为此，秦国以最高礼仪接待了荆轲——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
这一最高礼仪，是按照天子接见诸侯的规格设计的，基本要素是三个：其一，地点是咸阳宫，秦国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与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规礼服出席；其三，设置象征天下诸侯大会的九宾——九方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会。在这样的基本规格之上，礼乐钟鼓、护卫仪仗、车马迎送、典礼仪式等等方面，自然都是相应的最宏大铺排。在礼仪已经大大简化的战国时代，这样的盛会，显然是最为盛大的典礼了。
秦国的盛大应对，透露出一则重大的历史信息——
首先，秦国对燕国特使的真实性，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燕国的举国投降请求，及其提出的三个条件——保留相当的土地人口，保留诸侯国资格，保留宗庙祭祀权；秦国是准备接受的。也就是说，与后来的历史发展所展现的战争统一六国的进程相比，这里出现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秦国准备接受一种和平统一的方式，准备以保留诸侯国为条件，实行有可能的非战争统一。
请注意，此前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两个国家——韩国、赵国。其中的韩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燕国的请求，但是秦国拒绝了；后来的实际进展，也是以战争的方式兼并了韩国。那么，对于燕国的有条件的投降请求，秦国为什么却准备接受了？
历史的直接答案，已经因为秦帝国文献的整体毁灭而无从考察了。
但是，依据战国历史所表明的兴亡逻辑，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真实答案，这就是：秦国对于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力图避免的；对于赵国那样的互相知底的长期对手，非战争不能统一，只有采取战争方式；对于韩国那样长期摩擦的对手，秦国深知其称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战争方式统一。而对于遥远的，接触也相对少的燕国，秦国对其国家性格的了解则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国相信燕国的举国投降是真诚的，没有必要非经过战争方式不可。
可以继续的推论是：假如燕国真的投降了，当时中国的统一无疑就多出了一种模式——和平统一的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国后来的统一文明则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只能实现局部郡县制加局部诸侯制；那么，文字统一与各种具体制度的统一，是否能够彻底实现，也就无法预料了；中国统一文明是否具有后来那种强大的坚实的生命力，也就未可预料了。
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彻底刺穿了。
历史，依然在冷酷的现实逻辑中运行着。
第六阶段，咸阳宫行刺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后世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我们要说的是，荆轲不是一个神勇高明的剑客，他只是一个具有浓烈的政治兴亡意识的游侠。
在战国时代，他们就是以墨家士子为代表特殊团体——政侠群落。
这种人，以挽救弱势政治派别或弱势国家为信仰，平民意识浓烈，人民性极强，敢于慷慨赴死，天下名声极大。历史主义地看，这样的政侠群落，无论其所维护的国家或派别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烈士勇士；因为，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中，有着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风骨节操——锄强扶弱，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的牺牲精神。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山东六国涌现过大量的救亡勇士与殉国烈士；最具代表性的，是齐国灭亡后的田横八百壮士跳海殉国。
历史的多面性，价值观的多元性，告诉我们——
作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是一种正面的历史进步力量；作为挽救行将灭亡的祖国的烈士群落，同样也是一种正面的文明价值力量；同样有价值的文明历史元素所构成的历史冲突，才是历史悲剧的灵魂；
我们不能因为肯定了太阳，就否定了月亮，它们都是人类宇宙的不同侧面。
虽然，荆轲怀着必死的勇气。但是，他的搏击术与剑术的平庸，却使他无法完成使命。
我们来看看，荆轲刺杀过程的详细进展——与解说词相应的画面特写
第一环节，展开凶器。
史料原文是：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第二环节，行刺。
史料原文是：荆轲左手把秦王衣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
请注意，这个揕字，是刺的意思，但是史料却没有用刺这个字。太史公有意用揕字，而不用刺字，合理推断：有可能这个揕是淬毒匕首的特殊刺杀技法，而后世失传；故此，这个字所表示的方法，我们已经不知其详。这个环节是说，荆轲抢到匕首就揕了过来；但是，在没有刺到秦王嬴政的时候，变化就发生了。（揕，音zhen）
第三环节，秦王快速反应。
史料原文是：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固不可立拔。
这个环节，是秦王嬴政一连串的应急动作：瞬间大惊，瞬间突然站起，力道之大竟挣断了材质一流的精制衣袖，可见速度之敏捷，力量之强大；再后，秦王立即拔所佩长剑，但由于手抓剑鞘中间——操其室，剑筘又很严密，惶急之下无法拔出。
第四环节，荆轲追逐秦王。
史料原文是：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
这个环节，荆轲的方法未见任何特异技能，只是追逐不舍；而秦王的反应倒是非常专业，不是径直乱窜，而是绕柱而走，依托粗大的殿柱绕圈子。
第五环节，群臣惊愕混乱，徒手乱打荆轲。
史料原文是：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也就是说，在一片惊慌中，大臣官员们只有追着荆轲乱打；随行太医夏无且，用随身药囊打到了荆轲。这里，太史公特意穿插交代了秦国的殿堂法度：其一，群臣上殿，不能携带任何兵器；其二，装备全副兵器的护卫郎中，陈列于殿外廊下，不奉命不得上殿，在这两条法度之下，没有人想起下令武士进殿。在这个环节中，荆轲的徒手搏击术也未见任何特异处，以致于无法有效摆脱徒手人群的围攻。
第六环节，秦王拔剑反击。
史料原文是：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 这就是说，秦王虽然惶急，但却仍然保持着灵敏的反应；在左右高声提醒下，秦王将长剑树在背后，当即拔出剑来；拔剑之后，秦王立即反击，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短兵在握，既未能反击，又未能躲过长剑一击，只有两种可能：或者，秦王的剑术与力量都是一流的；或者，荆轲的本领实在平常。
第七环节，荆轲的最后反击失败，及其最后自诉。
史料原文是：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擿（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荆轲，轲被八创；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这就是说，荆轲掷出匕首做最后的反击，但却击到了铜柱上；秦王恼怒，连续砍了荆轲八剑，但荆轲依然活着。按照嬴政一剑砍断荆轲左腿的力量，八剑若全力砍下，荆轲早已经是大卸八块了；荆轲所以在八剑之下不死，只能说明秦王仍要留着活口，控制了力量。这时，荆轲表现出最后的勇气与精明。最后的勇气，是满身剑伤而能笑语；最后的精明，是为自己的平庸身手作出了似乎周到的辩解。
但是，荆轲的最后辩解，却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如果真的一开始就不想杀死秦王，那为什么要给匕首淬毒？为什么要拿起淬毒匕首就直接刺杀？难道荆轲敢保证自己既能刺伤秦王，而毒性却不会置秦王于死地吗？以此后实践展现的本领，荆轲似乎还没有这样的神异技能。显然，这是一时的失败辩词。
第八环节，荆轲之死。
史料原文是：于是，左右既前，杀荆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这就是说，乱局之下，已经上殿的武士杀死了荆轲；为此，秦王忧郁，很长时间里都不高兴。
秦王嬴政不高兴的是什么？仅仅是荆轲的死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