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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错位
来源/作者:孙皓晖  更新于:2007/12/13  浏览:2705次  [打印]  [关闭]

 

《大秦帝国》人物众多,事件众多,且都是重大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
 
  一个基本的矛盾是:忠于史实与鲜活展现历史精神之间如何均衡?无可否认,即或是辉煌时代的历史,其本真事迹与人物轨迹也都是相对分散的,甚或是扭曲或模糊的。史料所记载的人物言行与人物关系,也多是相对简单,且多有矛盾错乱。

  譬如,一种史料说法云:商鞅的老师是尸佼,又云学生或助手,曾襄助商鞅变法。然则,我在仔细读完《尸子》之后,认定此人除了提出一个“宇宙”词根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浓郁的王道儒家理念,与商鞅的纯粹法家体系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为师为生皆不相宜。若没有《尸子》著作流传,或可采信此说。然《尸子》在前,若采信师生说,必得引《尸子》学说以为商鞅法家之根源,一句都没有,未免过分荒诞。为此,我推断此一史料为当时或后世坊间传闻,不足信。故此,没有让尸子这个人物出现,而只在第五部魏国灭亡的进展中以尸子后裔的故事,叙述了我的推论。对此等大政治家之人物关系的确立,我认为当以学说理念为根基,而不当以传闻为根基。毕竟,司马迁也没有正面肯定商鞅的老师为何人。若有一则传闻说孟子是商鞅老师,能相信么?

  要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现一个时代,文学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一个是集中化,一个是典型化。无集中不成矛盾冲突,不成历史精神;无典型不成人物命运,不成人物个性。这就给历史小说提出了一个基本底线:忠于历史的实际体现,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史料,枉做书橱。鲜活丰厚的展现历史精神,展现人物命运,则必须对非根基人物与非根基事件作适当的集中,对人物关系作适当的调整。一律不许动,不是历史文学,而是发掘考古。

  被读者学者指出的《大秦帝国》的人物“硬伤”,主要在前三部的几个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战国四大公子,第三部的廉颇。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余人物之共同点是出现太早。反复思虑,这次我做了不同修订。大体是三种处置方式:

  其一,人物置换而思想留存。小说中其所以出现荀子与孟子的人性善恶论战,原本的想法是集中战国的人性两大思潮于稷下学宫展开论战,典型体现百家争鸣的时代精神。后来,多有读者学者以为荀子出现太早,是“显然错位”。反复思虑,这次,我将荀子置换了,论战却保留了。也就是说,我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虽然,这在学术史上还可以说是“硬伤”。因为“性恶论”的代表人物是后来的荀子,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但是,我不想过多地侵犯文学作品的素材集中化与情境典型化的权利。毕竟,文学作品的使命是集中展现特定时代的精神理念,而不是散漫地照搬史实。

  其二,修改人物出场年龄与关系,而不做人物改变。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颇,不再是一出场便是老将,但廉颇的出场时间并没有改变。二是第二部中的战国四大公子,相对理顺了其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风云人物,没有置换或删除。在前四部的人物中,四大公子与苏秦张仪同时出现,招致非议最多。事实上,《大秦帝国》其余五部,人物错位都很少。尤其是最后两部,可以说没有人物错位,没有基本事件的调整。因为,秦始皇时代的事件密集度,只能逼你略去非基本事件,容不得你来回调整。当然,也不需要来回调整,时代的紧张便时最有魅力的天作艺术。

  整个写作中,我是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接近历史真实,除非艺术的集中化典型化,与散漫的史实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第二部正是如此。中国的古典外交智慧与外交实践,其最辉煌时代在春秋战国,其外交精神是纵横救亡,是围堵与反围堵的外交战;其典型人物,是以苏秦、张仪与战国四大公子为代表的战国纵横家。苏秦所建立的六国合纵与一人担任六国丞相,实际上是全世界最早创立的国家共同体,是整个人类外交史中最辉煌的古典篇章。第二部正是集中展现这种外交智慧与外交学说的一部,若将战国外交稍后一批人物四大公子,与苏秦张仪分开,则此后的几部很难再度集中展现外交实践(再没有机会了),人物精神必定缩水。因为,《大秦帝国》每一部都有一个轴心精神:第一部是求变图存,第二部是邦交大争,第三部是战争较量,第四部是权力交接,第五部是文明创建,第六部是兴亡揭秘。若将战国四大公子从第二部后移,史实是史实了,精神却大大减弱了,战国四大公子再也没有机会成为大潮焦点了。最终,我选择了历史精神的真实,而割舍了对散漫史实的刻板追求。我必须对读者说清的是:非不知也,是不为也。

  知我罪我,自任读者评说了。

  其三,对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变动。老墨子与墨家,仍然在第一部体现。墨家以“兼爱”为基础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国文明史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其正在春秋战国之期,理当表现。以墨家理念审视战国变法之历史缺憾,既是艺术典型化的需要,也是历史哲学的需要,更是文明史价值审视的需要。仅仅以墨子“可能”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详)的可能性考据,而牺牲其在艺术作品中煌煌再现的权利,实际是荒诞的。《史记》记载的历史人物,最大年龄是召公奭,二百余岁,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三人也各在百岁上下。我们的思维弊端是,总以为后人事事都比前人强,包括身体高矮、年岁寿命,也是想当然的认为今人强于古人。批评墨子在第一部出现的人,惯常的逻辑总是:若墨子此时尚在,已经超过百余岁,可能么?我要问,为什么不可能?先秦时代的神奇还少么?

  先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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