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秋，《大秦帝国》第一部电视剧即将开机。

　　剧本定稿之后，应黄健中延艺导演与主要演员之请，我对剧中几个主要人物分别写了一篇精神定位性的解读，其中对演员的角色把握也提出了一些希望与建议。电脑几次重装，本来以为文稿已经不在。近日重整历史文件，居然找到了这篇东西。

　　发将上来，供朋友们评点。篇幅长，分作三次发。

　　以下为当年原文，未作任何修改——　　

 　　　　　　　　　　　《大秦帝国》第一部主要人物
　　　　　　　　　　　　　　　精神解读                   　

 　　　　　　　　　　　　　　秦孝公嬴渠梁　

　　不世雄主：沉雄勇略 亲厚结人 权谋无痕

　　秦孝公嬴渠梁，是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是变法图强的第一推动力，是整个秦帝国的基石君主。本剧对秦孝公的塑造，以西汉贾谊《过秦论》之评价为根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一特质是沉雄勇略。

　　沉雄，胸怀大志而坚忍不拔也。孝公之志（雄），第一段在求变图存，第二段在变法强秦，第三段在雄霸天下。也就是说，其志向是逐步明确的。不能一开始便过度张扬其势，堕入“神”的泥沼。惟其雄志在心，孝公之忍耐力（沉）极其罕见。就其长期性与目标性而言，远超此前之越王勾践。
　　孝公忍耐力之表现，以其戏剧结构分为两个时期两种表现：第一时期，压制复仇欲望，疏导复仇浪潮；此时之忍耐多见于公开冲突，形式表现相对外在，相对容易表演。第二时期，疏导朝野变法阻力，斡旋变法带来的必然动荡，同时引领秦国闪避列强灭秦之灾难；此时之忍耐力，主要表现为内心的种种巨大冲突煎熬。能否饱满表现其精神世界之丰富冲突，是对演员的巨大挑战。

　　勇略，大勇而有主见也。孝公为战时领袖，少入军旅久经沙场，勇略是其威望的第一根基，不正面表现不足以显示其战时领袖的特质。孝公之勇略，剧中有三层表现：其一战场勇略（敢死敢言），其二救国勇略（明耻敢变），其三人生勇略（生命最后关头的冷静清醒）。三勇之戏剧表现层层递进，直达人的生命状态的最高峰（与商鞅同）。演员当把握由质朴外在的表现，到精神内在的表现之层次感。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二特质是亲厚结人。

　　秦孝公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一则在于超凡的政治品性，二则在于对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与亲和力。这方面剧中多有情节，最须注意的是“戒伪”二字。也就是说，不能将秦孝公的亲厚结人表演为临机做秀，而是要充分体现其发自内心的真诚。亲而不伪，和而不同，厚而不木，重而不拙，此间分际也。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三特质是权谋无痕。

　　孝公权谋，是以正大功业为基础的正当权谋，所以不着机谋痕迹。剧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前期对甘龙等老世族的引而不发；其二，后期对反对派首领的断然处置；其三，病逝前对各种善后事宜的缜密安排。至大无痕，不得不为，是秦孝公权谋的根基状态。

　　孝公是沧海洪流中的搏击风浪的本色英雄。

　　孝公是燃烧生命以挽救劫难的殉国烈士。

　　　　　　　　　　　　　　　　　　商　鞅 

　　强势政治家：信仰至上 明锐犀利 尽公极身

　　商鞅，是中国古典法制社会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改革家。本剧对商鞅的塑造，以两种主流历史评价为根基：其一，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其二，西汉刘歆《新序》论：“……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商鞅精神的最基本特质，是信仰至上的人格力量。

　　商鞅的信仰是尊奉法治，追求目标是“为万民立法，为国家立制。”这一信仰及其追求目标，是其人生的全部价值追求所在，更是其无私与极身的精神根基。商鞅信仰的展开形式，是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法治学说。其选择立足之邦，其论说治国理念，其实现变法目标以及处理情感私生活，无不表现为以一贯之的坚定纯粹。商鞅一切行为的根基，皆在于坚不可摧的人生信仰。商鞅对法治社会的追求，有着一种近乎宗教信徒的笃信与虔诚，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自身生命的热爱。这种坚定，在历史上除了宗教开创者，几乎无人与之比肩。

　　如何将这种千古仅有，而又不能靠论述来形象表现的伟大的纯粹的人格力量，以戏剧行为表现出来，是对演员的高难度挑战与考验。最大难度有二：其一，如何体现坚定的信仰追求所生出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其二，如何在人物言行中渗透出一种精神的高贵，以及这种高贵精神的征服力量。其间火候是，既要冷峻肃杀，又要以精神世界的熊熊火焰为底蕴。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二层面是明锐犀利。

　　商鞅之明在于二：其一，清醒地知道信仰道路的艰难；其二，清醒地知道与自己选定的雄主如何共事。惟其有明，商鞅的犀利是冷而不硬，锐而不狞，是以信仰追求为依托的坚定明晰，而不是简单的声色俱厉。商鞅之锐（犀利）也在二：其一是思想彻底言辞犀利，其二是执法无情立断立行（大仁不仁）。此间之要，切忌犀利带出刻薄，切忌高贵带出浮华。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三层面是尽公极身。
　　尽公者，私不扰公也。极身者，敢于以生命维护信仰也。商鞅的尽公极身，既有秉性执著的根基，更有信仰至上的根基。惟其如此，商鞅的无情行法与舍身护法，都须表现出清醒的思索，而不是简单的走投无路的冤狱。

　　另外，必须把握商鞅孝公之性格区别。商鞅孝公两强相遇，肝胆相照共始终，历史奇迹也。故必须清醒把握其同于不同，方能体现人物个性。两人之同，在于都是千古罕见的正才，精神通同。两人不同，在性格气度：孝公沉雄，商鞅肃杀；孝公厚重，商鞅犀利；孝公亲和，商鞅冷峻；孝公质朴，商鞅高华；孝公通权达变，商鞅坚持原则。此间关节，是区别两人之根基。

　　商鞅是历史天空的一道闪电。

　　商鞅是疾风暴雨中一道接天贯地的长虹。

　　商鞅的悲剧命运，是现实恶欲对高远信仰的毁灭。

　　　　　　　　　　　　　　　嬴虔（公子虔）
 
　　一代雄杰：大公有私 威猛内明 龟忍再生  

 　　嬴虔作为历史人物，是秦国变法史上的一个异数。

　　史料关于嬴虔的记载很少，本剧依其参与历史事件之因果，推演塑造出其令人一咏三叹的命运历程。作为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嬴虔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个”，其独特的生命历程与精神性格堪称艺术奇葩。
　　嬴虔命运大转折分为四大阶段，其性格特征亦表现为层层深化变异的四个阶段：

　　第一段为统军大将时期，威猛雄烈而偶见复仇偏激（不是偏狭）。

　　第二阶段为政治柱石（太子傅）时期，内明大义而偶见威猛沉郁。

　　第三阶段为刑治后时期，精神变异，二十年龟忍再生，是嬴虔命运转折的枢纽期。这一变异时期的性格逻辑是：私恨屈辱相聚结，既不愿因一己复仇而颠覆秦国变法，又不能化解对商鞅的沉沉私仇，遂闭门自囚避开国政，终致酿出奇特的变异再生。

　　第四阶段为孝公身死后再度复出时期，冷酷沉静而洞察大局，既坚持复仇，又坚持护法，成为一个精神世界截然两分的政治家，对秦惠王前期构成巨大影响。

　　塑造嬴虔形象之难，在于体现其精神性格的变异历程。

　　具体说，前两阶段的表演，在于如何渗出其偏执恩仇一面；后两阶段的表演，则在于如何渗出其威猛雄烈底色。所谓渗出，便是既不能被该阶段性格风貌之主流淹没，又不能过分彰显其潜在一面而冲淡本阶段主流风貌。也就是说，前两阶段起的嬴虔，威猛雄烈是其主流风貌，但又必须在戏剧冲突中表现其执著于恩仇必报的潜在性格；后两阶段的嬴虔，沉郁强毅是其主流风貌，但又必须体现出嬴虔式的威猛雄烈底色。总归说，起落转换，而又必须互见原色。

　　此间火候，对演员功力是极大的考验。

　　嬴虔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深层开掘商鞅变法的历史内涵。具体说，嬴虔这个人物揭示的历史内涵是：当变法因其领导者的执法性格而导致国家权力格局的改变，将原本坚定支持变法的柱石人物推向敌对方面时，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嬴虔是冰炭同器而又不相融合的两极人格。

　　嬴虔是一幅黑白分明而又阴阳转换的太极图。

　　　　　　　　　　　　　　　　　甘　龙 

　　枭雄孤狼：阴沉顽韧　洞察深谋

　　甘龙是《商君书》、《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的变法反对派，是秦国的世族名臣。

　　本剧对甘龙的塑造，以对变法历史的逻辑推演为根基，其职位先上大夫而后太师，是实际上的世族领袖与复辟势力的轴心人物，是整个变法新锐势力的最大政敌。

　　把握甘龙的第一要义，在于区别甘龙与世族集团的不同政治特质。把握了这一特质，就把握了甘龙的政治个性。而甘龙的政治个性，恰恰是甘龙这个政治人物成为艺术形象“这一个”的根基。

　　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与整个世族集团有重大差别。

　　政治根基。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而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这种根基差别，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

　　政治主张。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期主张有度复辟。具体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便会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变法；第三层面，支持变法的底线，是不触动穆公祖制。

　　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决定政治个性的本质。

　　甘龙的政治本质，是怀旧保守派，与一味倒退的复辟派有别。

　　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

　　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

　　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氏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

　　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甘龙的个性把握，关键在两方面：

　　其一，是从甘龙与变法派以及世族集团的关系中，把握其矛盾性：既支持强秦，又反对变法；既反对世族无限度倒退复辟，又要将世族集团变为恢复穆公祖制的政治力量。从政治本质而言，甘龙是独立的政治派别，无论是变法势力还是世族势力，都是甘龙力图利用的棋子。

　　其二，是从甘龙的政治才能与精神性格，表现甘龙的顽韧机变。甘龙的政治才能，集中体现为政治洞察力与策略应变力。切忌将甘龙简单化为不学无术的阴谋家。甘龙的秉性精神，言行表现为阴沉，精神表现为顽韧。所谓顽韧，便是巨大的精神忍耐力。甘龙之忍耐与嬴虔之忍耐不同，甘龙是清醒冷静的自觉忍耐，嬴虔是心怀冲突的痛苦忍耐。

　　甘龙是一片与耕地相连的复杂多变的泥沼。

　　甘龙是古典政治中罕见的清醒的保守派领袖。

　　　　　　　　　　　　　　　　公孙贾 

　　能事大吏：精明干练 谨慎偏狭 恩仇心过甚

　　公孙贾是《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的太子师。

　　公孙贾是秦献公后期与秦孝公前期的骨干大臣之一。有干才，身居中枢（国君秘书长），是典型的战国文臣，一生命运演变具有极大的起落反差。
 

　　理清公孙贾的命运历程与精神演变，是把握公孙贾的关键。

　　公孙贾的命运历程与精神演变，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变法前），清醒谨慎，不朋不党，公事干练。

　　第二时期（变法展开）略有不满而左右逢源，以谨慎自保为重。

　　第三时期（刑治后）复仇之心爆发，精神变形为狞厉之徒。

　　第四时期（孝公后），奇谋异心，疯狂复仇近乎妖邪。
 

　　公孙贾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深层开掘变法风暴的历史内涵：由于社会变革的利害重新组合，由于变法领导者严厉的执法性格，将原本是中间派的政治势力推向反对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此等人物，也包括被杀的赵亢与后来投向复辟集团的赵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战时变法难以避免，也是商鞅执法的“缺陷”所在。

　　公孙贾根基浅薄，精神世界被仇恨火焰彻底焚毁，变异为不择手段的复仇者，为此不惜沦为世族复辟的鹰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