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上午。郑州。《领导科学》杂志社、大河报社与河南文艺出版社杂志社联合举行了“大秦帝国的兴衰与政治智慧——《大秦帝国》作品研讨会”。以下为我在会上的发言）
秦帝国时代政治智慧的精神根基
《大秦帝国》出版以来，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与认同。它之所以受欢迎，除了文学方面的魅力，最主要的在于它的内容，在于它的精神。内容的最主要部分，是对秦帝国时代政治文明的展现。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大秦帝国》是一部反映古典政治生活的小说。
从80年代以来，文坛上有一个现象，好像文学是不能写政治的，写政治的小说不是好小说。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政治是什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框架构成，是权力运行的法则与艺术，是人类进入国家时代后最为广泛的管理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面之一。谁也离不开政治，即或是最为逍遥的隐士，远离尘世精神的庙宇，都一样。从文明史说，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轴心。一个时代要发展，起直接推动作用的，首先是政治文明的发展。欧洲启蒙运动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政治文明中，政治智慧是其核心表现点。所以，文学当然也应该是可以表现政治的。但是，好的反映政治生活的小说，用艺术的形式表现权力运行的法则和艺术的小说，确实很少。无论是反映古典政治的，还是反映现代政治的，都一样。这与我们的作家对政治文明的深层误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春秋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其政治文明与政治智慧的社会土壤，与我们今天有着很大的区别。对那个时代，晏子有一个概括，叫做“凡有血气，皆有争心”；韩非子有一个概括，叫做“大争之世，多事之时”。这种实力大争时代的政治文明与政治智慧，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治智慧，有着相当的距离。主要的方面，在于政治智慧所立足的根基精神不同。
战国时代和秦帝国时代，政治智慧有三个根基精神：
一、事功精神。也就是人生以做事为第一的精神。那时候，人们将做事立功当作最大的价值追求。认真做事，是每一个人成功成名的被社会价值观认可的唯一途径。钻营有没有？有。但绝对不是主流，绝对不被社会价值观认可。英雄名士，诸子百家，都一样。所以，许多大师都认真研究做事成功的方法。譬如荀子有《积微篇》，他认为为政者成功的最好途径，就是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这就是“积微以成大功”。一个人把每一件的小事做好了，就是成功的人生。这和当时（包括以后）大家普遍的做大事立功的观念不同。对于很多帝王，或者从政为官者来说，并不是每个人人生中都能遇上变法啊，战争啊，平乱啊，救灾啊这样的大事，但是可能每天都会遇上处理政务、批阅公文、接待来访、视察各地这样的小事。所以，荀子说：“事也政也，积微速成。”
二、奉法精神。就是讲究政治运行规则，奉法而行。后世在政治上肯定一个人，最大的褒扬是“忠臣”两字。忠臣是什么？就是对上面忠，对国君忠，而不是忠于职守，忠于法律。一个人只要被认定为忠臣，所犯的做事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战国时代就有反对忠臣之说。法家大师慎到，有个名篇叫《知忠篇》，专门揭示忠臣的危害性。慎到说：“忠臣盈国，祸及天下！”忠臣为害的实际表现是：仗恃领导的信任而不以法度办事，搅乱了权力运行的法则。这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唯一一篇明确反对“忠臣”的文章，后世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声音。可见，那时的奉法精神是很强烈的，不管你有多么高超的政治智慧，你都必须依法处置政事。
三、阳谋精神。阳谋，它不是一种严格的概念，而是一种权力状态，一种政治文明状态。有没有阳谋精神，这是对政治文明是否健康、政治运行法则是否健康的最大的检验。战国时代、秦帝国时代为何能取得那么多的文明成果，能形成一个文明大爆炸的时代，就因为它是阳谋的时代。一切都是公开的，坦荡的，实力竞争的方式。也就是说，阳谋是对内耗内斗最有效的环境遏制手段，在一个崇尚阳谋的权力场，龌龊的内斗肯定要少去许多许多。也只有阳谋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正面发挥政治智慧的创造性。一搞阴谋，政治智慧必然走向沉沦，必然走向纯粹权谋。
最后说一点，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集中论述过“术”的是韩非。当然，他是以此前的法家术治派为基础的。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大师所以论述权术，是将“术”作为有效督察官员的法律手段对待的。因此，那时叫做“法术”，而不叫做“权术”。后世叫做权术的时候，政治智慧已经被权术论绑架了。一旦讨论政治智慧，人们便首先着眼于权术了。这是政治智慧脱离根基精神的悲剧。
我们现在的权力场上从政的人，可能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用在“做人”，而不是“做事”上。什么是做人？谁也说不明白，但却又谁都清楚。一个不会做人的人，别人可能会认为他没有政治智慧，或者不懂为官之道。而一个没做什么事的人，却可能因为他会“做人”而被称道为有政治智慧，并赢得上级信任。这种不公平，是任何法律都无法制裁的。只有靠文明复兴的精神力量来冲刷。希望《大秦帝国》里张扬的那种做事精神，能给现代人以实实在在的精神的冲刷，能用原生文明时代的根基精神与政治智慧，给我们今人以更多的参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