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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七章——关于政治家的品格思考
来源/作者:孙皓晖  更新于:2009/7/16  浏览:2743次  [打印]  [关闭]

 

  说明:基于对商君的特殊情怀,我改写了网友夕窗的这篇文章。引用的原版
     是一位网友加序言后转帖在大秦帝国网站上的文章,故此连序言一并包括在内。
     所以,这篇文章可以视作三人协力,根基在夕窗。请引用与转载者注明夕窗之名。

  看罢《大秦帝国》电视剧,无限感慨,多回泪下,径自无语。政如山岳,情如巨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么浮躁的环境下,国剧能拍成这样,真让人骄傲。
  商君卫鞅,是《大秦帝国》中极具魅力的艺术形象。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的獬豸品格与大阳精神,使已经阴谋化了我们,顿时被榨出皮袍下的小来。作为战国名士,他的命运乐章与情感方式,以及与另外一位伟大政治家秦孝公之间的关系境界,都使已经卑俗化了我们,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唏嘘。

  政治家是什么?也许商君与孝公的品格,能够给我们一个正解。

              一  高山流水
  商君和秦孝公之间的大道同心,是《大秦帝国》最打动我的地方。我想,这大约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政治家之间的真正的一对知音。他们俩不是普通的人,所操的又是最容易泯灭真诚的职业——至少在后世,政治家的职业声誉绝对不高。所以,他们俩的同心知音,使我们的感知分外的复杂。 

   商君孝公之间,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高山流水。起手,他们其实是在履行一个相互的职业承诺。这时的“公如青山,我如松柏”,在商君是臣奉君以公,在孝公是君用臣不疑。这个相互的职业承诺,尽管也很难得,但毕竟在此前此后的明君能臣中还能看到些许人物,譬如齐桓公与管仲,曹操和郭奉孝,孙策和周瑜,甚至李世民和几个骨鲠大臣。但是,孝公与商君的这个职业承诺,后来升华了,变成了两个人超越了职业精神的灵魂交汇,变成了大道同心基础上的真正相知。这个升华,有一个过程。

  首先,他们的组合,是因为互相的迫切需要。

    商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要把他的治国观念变成现实的蓝图,他认为自己的治国理念是天下瑰宝;对人生出路的选择,他则采取了待价而沽式的独特选择方式。因为,他有把握创造一个足以领袖天下的战时法治国度。孝公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不仅不想亡国,还想大出天下;不是称霸、不是称王,而是吞吐八荒,会通六合。一个待价而沽式的选择,一个持币欲购式的求贤。两相需求,一拍即合,于是奏成了最初的和谐序曲。  

    其次,他们相互融合了对方秉性中的强硬内核。  

    卫鞅秉性,特立独行,冷峻犀利,善为人敌,所到之处留形留声,句句振聋发聩,几乎是必然的堆出于岸。孝公秉性,则厚重顽韧,胸襟开阔,志高心大,善为人友,几乎是天然的领袖群伦之人物。两人秉性活似一幅阴阳太极图,你之凸出恰恰镶嵌在我的虚处,我的一眼恰恰点在你广阔的留白!孝公的开阔厚重,容纳化解了商君的冷峻犀利;商君的坚定信念,恰到好处地磨砺了孝公的人治钝刀。如此相互溶解,组成了一对最为神妙不可方物的政治双子星座,一旦进入现实运行,其爆发的威力必然是无可匹敌的。在这样的境界上,他们有了职业精神之外的灵魂相通,向相知境界便大大跨进了一步。

  在这一点上,孝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在说,在人际关系中的君王领袖,永远难以具有真正的纯净性,对人关系之基本面,永远在于君王领袖能够在自己的灵魂中剔除去多少杂质;臣下的品格,在于君王的关系中很难居于决定性因素。恰恰的,孝公是中国古典领袖的标杆人物,而不是后世时代面目模糊的鸟生鱼汤。这一点,决定了这两位伟大政治家之间具有了广阔的精神纵深,他们还能向前。

  最后,他们互相契入了对方的灵魂,达成了人间最美的境界。

  孝公知商君之心,破天荒允许他离国隐居了。商君知孝公之心,破天荒从已经迈进的隐居门槛又回到了咸阳。孝公到死,都要竭力护住商君,那是他一生的战友;而商君,则把秦国的宏图大业,看成比自己生死重过千钧的夙愿。这两人的灵魂交融,向古往今来的政治家职业提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挑战——只要政治家的个人品格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应该而且能够摆脱这一职业的负面影响,可以谱写出寻常政治家难以企及的人生友谊的华章!

  或许,这种挑战也是一种永恒的警示,或者,只能是一种警示。

  毕竟,这两人达成的境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古今中外,男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叫好兄弟,可以叫刎颈之交。这样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跑到古希腊,便叫philia,离得最近的说法,叫爱人同志;愿意的话,还可以翻译成友谊,是人世间最高境界的爱。他们的情谊感天动地,生发于政治家之间,简直就是亘古绝笔。士为知己者死,不是死难,不是死节,而是死愿哪!

  他们的纽带是共同的品格,他们的盟誓是骄傲的诗章。

  晚霞绚丽,黑暗也已经不远了。当孝公和商君最后共饮的时候,两个个性不同的聪明人,他们已经清楚的知道了对方的命运。         

              二 执子之手
  商君一生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女版的爱人同志,另一个才真的是相濡以沫。

  白雪是一个梦想,中国女性美德的终极梦想,包括求之可得的,也包括求之不得的。商君对此的评价是:“一介布衣兮美人如斯,感我上苍兮还算公平。”但是,要得到白雪是难的。她,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商君赴秦之前对白雪说:“那我留下,变做一个商人,做你的白门总管。”白雪笑答:“真要是商人,我才不要你。”商君认真看了她一眼:“我真的想留下,永世和你相拥。”白雪还是笑答:“真话吗?”商君大快,做了前面那首不是诗的诗。

  谈吐中的机锋和风度,是我们先祖传统中最精妙的精神写照。

  商君和白雪心心相印,他们不是长相守,他们是长相知。白雪其实是商君自己的影子,他的另一颗心。商君怀抱着白雪死去,是君子怀璧的高洁,至死不渝。

  西方有一幅经典的画作,叫做《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

  荧玉公主是商君相濡以沫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由国家政治利益造成的,是权势集团博弈的结果。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由一方全然的仰慕造成的。这种仰慕始于国家,终于家庭。家国家国,果然国和家天生是一体。这一个多少有点飞扬跋扈的碎女子,遇到事情不满就会拿刀砍人的蛮横女子,被惯坏了的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在商君面前却是温顺的娇妻,而且通情达理,一心一意想着体贴柔顺,这是任谁看了都会感动的。

  从古至今,在爱情领域里,政治家从来都是常态缺席者,偶然有两个,也是不太纯粹的“黑马”。譬如殷纣王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唐玄宗与杨贵妃,那算爱情吗?历史的常态倒往往是:伟大功业的政治家,爱情大体都是痛苦而失败的,所以,历史抹去了他们的情感痕迹。秦始皇如此,秦孝公如此,伟大的商君,安知不是如此?《大秦帝国》中的商君的绚烂之爱,毋宁说是孙先生送给商君的一个超值大礼包。但是,作者的情怀恰恰就在这里——作为超越了寻常政客的品格而达到了政治家巅峰品格的商君,有精神与品格的资格,只有他,可以而且能够拥有这种情感!

  “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是旷古一例。

  “独拥两美,皆能至情”何以不能成为这扼杀情感的政治家领域的一支奇葩?

               三 凤凰涅槃
  完成秦法的建设,实现秦国雄起构想的,是商君。他的坚强后盾,是山一般沉稳的孝公,水一般深澈的太后,以及他麾下的整个变法集团。这样一群了不起的男子汉,担负起了千钧重担下的分分毫毫。他们目睹了法圣的宏伟蓝图,梦想着那个遥远的富强国度,期盼着思想变成现实。然而,眼前组成这个国家的这片人海,却被那么多的矛盾与利害困扰着,迷失在利益重新分割的混乱里,外表上笃定,内心里彷徨。怎么样才能让人民信服,放弃古老的传统,进入一种全新的秩序?

  群众可以成为支持者,也可以成为掘墓人。

  对于任何改革家来说,他们都是那样的危险。
  还有那些一直获得利益的人。权力层的斗争,从来都比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更加你死我活。

  这真是一场凶险的较量。结果,对于秦法,有人怀疑过,最后在事实面前信服了;有人憎恨过,最后只能当成事实来接受。最终,一切积怨的矛头,都指向了编织这场变革的人。最后,泰山崩,松柏枯。一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终于被社会的恶欲吞噬了。

  中国的凤凰传说是吉祥的,美好的。但在另一种被称之为佛教的传说中,凤凰却是一种吞噬所有恶禽恶兽的神物;这种神物有自己的轮回——每五百年投身烈火一次,从而获得重生。这就是凤凰涅槃,一则令人无法简单感知的故事。

  这则宗教寓言,见诸于政治家行业,几乎就是对所有具有牺牲精神的伟大政治家的一种命运预言。每个民族的发展,每种信仰的发展,都渗透了殉道者的鲜血。但是,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领域,尤其是法学家出身的政治家,自觉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仍然是凤毛麟角。因为,公正的法律精神包括了“辩冤”这个必然的环节,无罪而死,与法律精神是冲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商君成为亘古唯一的一个!商君没有造反,可是商君却甘愿承担了造反罪才应该有的惩罚。这种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商君对秦国长远利益与根本大局的考量。这种考量,已经远远超越了法律所要求的具体公正与具体正义,只有真正具有历史意识的政治家才能达到的高度。  

    惟其如此,商君正是那一只吞噬万恶而浴火重生的凤凰!

              四 朴而见质  

   从未看过如此质朴的电视剧,秦国朝廷,臣子个个布衣,君王从不摆阔;正面角色都是人,没有一个奴才,反面也是,倔的可爱。剧中特意提到“秦地无乞”。这不仅是老秦人的性格使然,更大程度是社会风气使然。君臣昏聩,往往体现在横征无度,腐败无限。狂奢极侈之下,的确离灭亡没有多久了。比如魏国,魏王是一个伪装成明君的昏君,对明珠宝玉有最大癖好;这样的人,除了把牛皮吹破以外别无所用,所谓玩物丧志。

  但是,过于勤俭了,也让人觉得苦哈哈的。有点像秦公渠梁的脸,有时太过沉重,显得沟壑纵生。勤俭得加上适意,不然何以对抗豪奢放纵的快感。
  我十分喜欢商君早年,意气飞扬。其中一项绝技,就是能把苦哈哈的日子过得十分适意。目中无人的中庶子,让人过目不忘。一介布衣,矫矫不群,气派直追万户侯。住草房,草席飞到了天下,开心地问:“草席兄,天上有路吗?”那是自得其乐的适意;好酒,好棋,好乐,好书,好发己见,那是得自思维的乐趣的适意;韩国遇小弟,一路狂奔,摔的狼狈不堪,好不容易爬起来依旧狂喜的满面春风,那是陌路逢知己的适意。商君的胃口好,但是对食物没有特别的要求,面疙瘩吃三碗,不过有点个人爱好,喜欢加酸辣。在秦地考察艰苦卓绝,照样能找到乐趣,笑呵呵的,回来高高兴兴地去找景监,后来他连发热病,可以想见是吃了大苦头的。苦菜,肥羊炖、厚炊饼吃的是津津有味,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放弃稷下学宫的功成名就的好机会,想到穷到极点的秦国谋发展。秦公渠梁也是如此,食物热热就好再吃,这也说明了他对事业为什么能这么执着,他对臣下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气量。

  但是,商君对有一些事情十分漠然。比如升官,“任职而已,有什么可贺的”。对当官,除了工作以外,利益他不感兴趣。显然,这工作就变得一点儿也不适意。
   一个自由其精神的青年才俊跃然而出。至少,我不会去指责这样的人太过狂傲。没有他们,我们的精神和生活会逐渐萎靡,变得猥琐,变得伪善。我们的民族在年青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人,后来作秀的人多了,作伪的人多了,这样的人就少了。
  
               五 言辞之战
  战国风采之一,就是论说之风。

  那是一个讲理的时代,论说的时代,出思想的时代。举凡名士,大体皆言辞犀利无匹,一席说辞名动天下。韩非有《说难》篇章,其实质是说,一篇高质量的有效的说辞,太难了。后人有典曰《急智补》,专一将名说收集起来,以补临时之拙。所以,商君的说辞之犀利风采,实在是时代神韵之写照。

  要感谢孙皓晖先生的剧本,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的古人,包括先贤和贵族像正常人那样说话,终于看到了精彩的论辩,其中秦公的和商君的台词堪称完美。

  秦公憨正,以诚取信,看上去木讷,实际上十分善辩;基本上用的是以情感人,以诚动人,以事实说服人这样的套路,大家听得高兴,听得服气,听得感动。

  可是,我还是要重点夸夸商君那张嘴,那是幽默机智加上嘴不饶人。每一个有才智的人的内心,是不是都有一个喜欢嘲讽的魔鬼?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于仁”,一点也没有说错。可是,孔老夫子没有幽默感,不懂得欣赏魔鬼式的才智。明显,孙皓晖先生心里就有这样一个喜欢嘲讽的魔鬼。于是,他笔下的商君,哇,巧舌如簧加舌如利剑,而且,最酷的在后面,至死不变。

  商君好辩,议论多多;和孟夫子一辩,不留余地,以致孟夫子恼羞成怒;洞香春饮酒,因论宋酒,把个宋人讥刺得狗血淋头。有点小情趣的、喜欢玩点行为艺术的公子昂,是商君一生嘲弄的对象。印象最深的那两句对话,秦魏大战,傲慢的公子昂见商鞅,劈头盖脸是一句:“中庶子,这一别二十年,没想到野草也变黄花了。”商君摇摇头,应声答:“朽木都变栋梁了,世事焉能不变?”

  最后刑场,甘龙一大把年纪,走那么远,不过想听听忏悔,不领情也就算了,还要来一句:“卫鞅虽死犹生,尔等虽生犹死,岂有他哉!”说的甘龙老人家默然退避三分,因为这实在是击中要害。一指秦法不死,商君不死;二指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老世族末日已经不远……说到这里,我居然想起了鲁迅先生,还有牛虻先生。

  罪过,罪过! 厉害,厉害!

  喜欢商君的同志注意,这是商君的最大的缺点。有人说《大秦》中的商君近乎完人,我看并非如此。但是,缺点同时往往是优点,这也是商君风华所在。我钦佩商君的口才,虽然,我永远不敢像商君那样说话。这会在不知不觉之间,为自己树立可怕的敌人。中国人的习惯,受儒家影响非常深。慢慢的,大家都不把心里的话直截了当说出来了,宁可放在肚子里烂掉。

             六 獬豸品格
  獬豸是什么?就是那只独角法兽,那远古时代的神明裁判。

  獬豸的品格是什么?就是冷峻与公平。  

  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惟其无二虑,惟其无私心,所以能客观冷静,所以能法行公平,所以能使法律成为正义的社会实践语言。这,就是商君的獬豸品格,是商君魅力的灵魂所在。剧中的秦公商君的超级对话,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政治家。        

        不能变? ——法立如山!
        不能缓? ——法贵时效!
        不能减? ——减刑溃法!
        不能特赦? ——法外无恩!
  

  正是这样一种公正严明的獬豸品格,使得他给自己招来了致命的对手——老甘龙和公子虔。他们之间,一为政仇,一为私恨。他们三人的对决和恩怨,满当当洋溢出商君的信念与气度。

 公子虔,不论对错,毕竟算得一个快意恩仇的男子汉。为公义,护秦法;为私恨,杀商君。恩怨分明,以牙还牙,心意决绝,手起刀落,当真是快意恩仇。

  商君另一个更加危险的对手,是甘龙。他没有热血,他是一个阴谋家,这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一生最成功的阴谋,就是为商君树立了两个可怕的敌人——赢虔和赢驷,这是连秦公都无奈的事情。但是,从既得利益出发的甘龙,不可能认清潮流的本质——老世族最大的敌人不是商君,而是商君创立的新法。结果呢?他们结盟迫害商君,逼迫商君用自己的性命来证明新法的程序正义。这不是正好否定了他们,又恰恰肯定了秦法吗?
  蠢——!

  难道在冬天蛰伏,就是为了在春天被斩草除根?
  甘龙,老贼枭,你的精神腐烂的比你的肉体更快!
  刑场上鲜血遍地,商君可以骄傲地说:“这里留下的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七 人活精神

  《大秦帝国》,让我们见识到了两种伟大的品质,一是志向,二是人格。
  这是永远不能失去的,远远比金银财货更为重要人生精神。

  人无志不立,国无志要亡。反过来,人有志则立,国有志则强。

  《大秦帝国》的故事,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很久远的梦想。你能说今天的中国,不是抱有同样的梦想吗?虽然,我们这个老大民族,从此以后就进了养老院,但是有这么一个热血贲张的少年时代,真的是令人神往。秦人的志,奇在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折不挠,半是血气,半是硬骨。秦人誓言:“纠纠老秦,共赴国难;血不流干,死不休战。”
  这样的民志,才是成就后来一切伟业的基础。

  商君具有伟大的人格,并且因此而带来了巨大的魅力。他一生所见之人,不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便是视如仇寇的对手。他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剧中见到过的人物,不依附于任何力量和势力,也不受任何成见的束缚。不以时迁者,松柏也。

   商君一生,给松柏,给政治家,下了新的定义——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无论这种精神是否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出现过,这都是一种高贵的思想。商君的死是自愿的献祭,他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选择逃生,他可以躲避开尘世的喧嚣,远离政治的漩涡,在某一个地方潜心讲学,像他的老师那样。
  然而,他宁愿死,为了心中的信念。

  商君之死,宣告了人在政治家意义上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可惜的是,很少有人步他的后尘。这,就是我们这个族群在后来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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